今年4月，腾讯公益倡导举办首期公益股东人大会，截至目前已有84场公益股东人大会召开。至2022年99公益日期间，将完成100场公益股东人大会，俨然成了公益机构财报季。公益机构使用腾讯会议、视频号直播等数字化工具召开公益股东人大会，与公益关系人沟通并发布财报，这在互联网公益行业属于首创。
数百家公益机构抢闸
99公益日前召开股东人大会
4月11日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满天星公益”）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公益机构，率先在线上召开公益股东人大会。
（满天星公益创始人梁海光答股东人问）
每一位参与腾讯公益平台项目的爱心网友作为所捐赠公益组织的“股东人”，可以与机构直接对话和交流，实现自己对公益项目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满天星公益在公益股东人大会中公布财报）
第一次开会，满天星的收获就远超预期。首场公益股东人大会后，满天星公益的项目得到了有效传播，更多人关注和参与进来。梁海光回忆，当时，腾讯公益做了一篇事后回顾的推送，稿件里加了项目捐赠的链接，迅速筹得4万多块钱。
对标平时筹款效率，4万块钱得半个月。而这一切，都是源于梁海光的敢于透明。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满天星成功“打样”召开股东人大会之后不久，他们也想开了。
但平台成千上万的项目，不可能都由腾讯方来举办。这一次，腾讯公益沉淀相应的视频教学和操作文档，通过与恩派公益的合作，发起透明公益助力计划。在这一计划里，腾讯与恩派对接开会的机构合作，通过线上教学，引导机构自主开会。
（公益股东人大会环节线上教学）
一番筹备操作后，如今公益机构已经可自行通过一台手机进行开会。腾讯这一招可以说，只要机构有心透明，就不会做不到。
（一个人一台手机即可线上开会）
至此，公益股东人大会将开始一场量变积累。透明，逐渐成为中国互联网公益的行业趋势。公益股东人大会正在潜移默化中丰富中国互联网公益行业的透明内容。
400多家机构申请开会
退出的理由多为知难而退
到底要不要开股东人大会？满天星公益的梁海光、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张锡炎、旬阳市守望大山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张新斌坚定要开，但并非所有人都和他们一样。
（张锡炎接受公益观察员张立的关于项目的问询）
6月，腾讯发布透明公益助力计划机构伙伴招募，项目收到400多家机构申请。
这个问题让不少机构从今年一季度就开始纠结。恩派公益工作人员李爽负责对接这些机构，她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两种不敢开会的机构类型。
第一种是业务繁忙的大机构。李爽解释，他们可能在早前的工作计划里已经将全年的工作任务安排得满满当当，人力上挪不出空闲，也就无法推进。
而另一种则是对“风险把控”比较严格的机构。比如有这么一家机构。在前期腾讯公益做股东人大会宣传的时候，他们就了解到了，也非常心动。 但该机构的管理严格，任何行为都需经多个层级报批。
在项目负责人的推进下，报批成功，最终决定报名开会，也在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入选了开会项目。
培训时，当他们得知这一批股东大会必须进行“自由答股东人问”环节，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如果他们乱问问题怎么办？我回答不出来怎么办？”
即使李爽用已经开会的项目案例打消了了项目负责人的顾虑，但遗憾的是，在负责人向上汇报后，领导没有再一次批准，该机构最终退出了这一次活动。
激流勇进是勇士，知难而退是本能。即使他们都知道方向是对的。
因为公益透明
他曾被追加50万捐赠
“公益股东人大会”是否会对公益从业者不友好？对于这个问题，参加了腾讯公益人才数字开放计划北师大教育第一期课程的公益行业从业者吴特立有他自己的看法。
“公益股东人大会用互联网数字化工具，使得公益关系人（公益组织、捐赠人、受助者、平台方）和公众，第一次实现了无障碍互联互通，探索公益透明和公众治理的新模式。”
吴特立在课后与当天授课导师腾讯集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腾讯公益高级传播官黎明分享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真实情况。
2020年，刚毕业的吴特立入职珠海华发公益基金会，从同一个捐赠人那里陆续募集到了60万的善款。
“其实最早的一笔他只捐了10万，且很有可能这一笔捐赠以后就没有下一笔了。收到第一笔后，他备注吴特立全权处理捐赠款，拿着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我一直在纠结这个钱要花在哪儿，怎么花才能让捐赠人满意？”
信任加满，动力十足。捐赠人首期捐款打进基金会账户之后，吴特立每天晚上都会花费至少2小时的私人时间去和捐赠人聊天。“聊一下他对哪些公益事件是认可的？聊一下他认为什么样的公益项目才算公益项目？”
经过长时间的交流、打磨，捐赠人的捐赠款被吴特立独立设计并执行了一个在珠海全市开展的创新型项目，并在去年获了奖。
公益机构通过透明获取信任，从而更高效地开展工作——事实上，最终的追求还是落到“高效”，实打实地帮到了项目的受助方。无效公益行为再怎么透明，也是对捐赠人信任的透支。
这也正如自媒体“公益资本论”创始人黎宇琳所说：“透明度无疑是重要的，但在透明的基础上向公益机构提出“有效性”的质询会更有意义。”
捐一块钱的人
也和大额捐赠者监督同权
在第一次股东人大会结束后，有人就“1块钱”的公益行为展开讨论。只捐一块钱就能对机构指手画脚，这合理吗?
满天星公益的梁海光就遇到过言辞犀利的“一元股东人”。但他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有什么问题，甚至邀请对方前来做内部审计。“很多审计的老师来审计完了之后，都成为了我们的捐赠人。”
（满天星公益面临的公益五问）
梁海光们的坦然，也让小额捐赠者捐赠热情与日俱增。这其中就包括腾讯平台月捐项目长期捐助人赵静祎。作为一名没有稳定收入的大学生，赵静祎很难进行大额捐赠。
“我们可以捐一块钱、一杯奶茶的钱、或者是一根冰棍儿的钱。看到自己的捐赠能实实在在帮助到了项目受助方，就会想持续关注，持续捐助。”
令赵静祎欣慰的是，小额捐赠非但没有被嫌弃，她还受邀作为股东人参与腾讯公益满天星项目的股东人大会。项目工作人员曾告诉她，说你即使捐一块钱，也是对于这个项目的支持。
在互联网公益出现以前，捐款几乎成为公益行为的终点，筹款数额作为最大的公益成果，“1元”捐赠者的话语权极小。而这也导致部分公益组织活动虽然搞了不少，服务人数也不少，但所服务人群并未受益或改变，没有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这实际上是浪费资源和捐赠人的爱心。
“我们的项目越透明，公众捐赠越理性。”腾讯公益平台负责人刘琴指出，“公众捐赠越理性，就越容易养成持续关注和投入公益的习惯，对公益行业的好感度也就越高。”
（部分机构开完公益股东人大会后收获的反馈）
做好行业“连接器”
腾讯公益探索“透明公益”深水区
伴随公益数字化发展，捐赠只是故事的开端。腾讯公益平台通过公益股东人大会、公益真探等项目，在透明公益的基础上对“有效”展开积极探索。捐赠人有包括并不限于查看进展披露、参加股东人大会、参与公益真探实地考察项目等方式，进一步了解项目的情况。
（张新斌在腾讯会议中答股东人评论提问）
腾讯公益通过设立“公益股东大会”的形式，为公益项目带来更直观、更透明、更智能的公益反馈，参与项目的用户每个人都具有主人翁精神，履行对项目的关注与推动义务，鼓励机构呈现自身执行进度与透明。作为“连接器”，腾讯公益将受助人、慈善组织、企业和公众连接起来，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瑕疵和挑战都是前进的动力。”正如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葛燄表示，“我们鼓励更多机构和网友加入进来，真诚沟通和行动，消解误会和质疑，一起帮助项目更加有效地落地执行。”
满天星公益已经开完第二场公益股东人大会。对比第一场，他们甚至大胆地增加了30分钟的“自由答股东人”问环节。对于公益细节的暴晒，梁海光依旧坦荡。“有问题及时改进就好了，人无完人，自然也没有完美的机构。”
（梁海光在公益股东人大会上进行项目讲述）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说:“朝向正确方向的尝试，本身就值得赞许。”腾讯公益如此，满天星等敢于召开股东人大会的机构亦是如此。
